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求是》杂志撰文称，要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新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使命与担当。
进入新世纪后，在“gdp主义”的影响下，经济高速增长被视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目标，为此不惜长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也积累了过多过深的结构性问题，不仅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还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如果考察历史，就能清晰看到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后果。就像易纲在文章中所说，从世界历史上看，货币政策曾被用作追求经济增长的手段，甚至希望通过容忍高一点的通胀来换取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长。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利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滞胀”，产生难以治理的结构性问题。美国极其幸运地因为冷战意外结束以及信息产业革命而越过了滞胀危机。
过度利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更容易产生的后果是资产泡沫。首先是1980年代，日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为了维持经济增长，避免日元升值冲击就业，采取了双扩张的政策，尤其是刚刚经历自由化改革的金融体系，为了在脱媒环境中抢夺客户，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发放信贷，结果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土地、房产以及股市，制造了巨大的泡沫，最终泡沫破灭，使得结构性问题长期无解。
进入21世纪后，为了应对911事件带来的冲击，美联储在早前应对新经济泡沫破灭基础上，继续大幅降低利率，全球化也为美国提供了低通胀的环境，美国的楼市持续升温，再加上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创新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管，最终次贷违约潮引爆了庞大的金融衍生品泡沫。
2008年后，为了稳定金融体系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继续采取更加激进的量化宽松的政策。廉价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股市，很多公司甚至通过融资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这导致了美国公司债务率创出历史新高的同时，美国股市也不断创下新高。现在，正在实施退出政策的美联储为了稳定金融系统，不得不重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应当说，美国货币政策再次被资产泡沫绑架。
大量资金流向资产市场后，会让资产持有人的财富大幅增加，从而使那些缺乏资产的人得不到增长的好处，甚至要为住房等付出更高支出。因此，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甚至，整个国家可能因为贫富分化而陷入社会危机。贫富分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中国曾经为保增长而采取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与资产价格过高问题。如果继续依赖货币刺激，会不利于结构性问题，并不断抬升资产价格，所形成的后果更为复杂。
在2008年后，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就非常明显，一些依赖财政与信用扩张而支持基建和房地产的做法，导致资源不断流入这些低效的部分，制造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并被投机者用来炒作房地产或股票。因此，发展实体经济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改变结构扭曲、避免金融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办法。
房价过高造成的危害很大，首先，会在大城市制造大量“无产”的青年人，居住空间的闭塞或导致结婚率与生育率降低，让老龄化加速。更为突出的是，中国主要人口高度聚集于城市，几乎所有服务业都在市区内，房价不断上涨会导致商业租金不断上涨，每年商品与服务价格也会刚性提高，涨幅超过人们的收入增幅。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增加，“钱变毛了”。这种状况会产生剥夺感，曾经导致日本出现“中产下流”，美国大量中产滑向中低收入阶层。
在现有环境下，必须坚守币值稳定目标，避免出现滞胀现象。既要避免政策过紧加剧总需求收缩和经济下行，也要避免政策过松固化结构扭曲，推高债务并积累风险。为此，央行应该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
（信息来源：21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