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德国和美国两座“机器人”工厂，将这部分业务重新转回亚洲，因为成本昂贵，并且很难将这项技术推广到不同的产品。
这凸显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的困境，机器人只能从事辅助性的工作，增进整体效率，但无法取代人工。这种困境也迫使特斯拉在中国投资建立超级工厂。在消费品全球市场竞争中，规模化生产成本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人工成本则是核心。
商务部数据显示，1至10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3407家，实际使用外资752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其中，10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6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4%。显示出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国的吸引力并没有因中美贸易战而受到影响。
当前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拥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二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即将超越美国。现在，比较优势的因素在减弱，而市场需求规模的因素在上升，同时，产业升级与工业革命的规模应用所产生的产业吸引力在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进入中国一开始基于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来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政府适时抓住机会，加强投资并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最终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全球制造业基地。这种产业链聚集带来的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以及金融等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服务能力，使得中国制造业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全球比较优势。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步减少，中国制造业成本也在不断提高，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也有一定的削弱。与此同时，美国在次贷危机后也反思经济结构过于“脱实向虚”，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目标。特朗普政府则用贸易保护主义、降税与关税战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吸引制造业回流。
观察历史会发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其他已经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不同，在中国产业还没有实现转型升级之前，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开始下降，并且存在资产泡沫现象抬高了生产成本，同时，外部又出现全球性的制造业投资竞争：不仅来自其他低成本地区，也来自发达国家。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老龄化之前就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雁阵模型”主动布局国际分工与产业链，维持竞争优势。尽管如此，大部分国家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之后，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本则在2010年后开始吸引制造业回流。中国因为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避免日本等经济体的空心化现象。
中国对于当前困境作出的直接回应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此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首先是在推动新工业革命，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实现在某些领域和行业的领先地位，但是，目前全球产业布局经验表明，先进技术可以为提升效率与创新提供帮助，但无法取代人工。
其次，中国降低对地产业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希望减轻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与成本上涨压力。基于目前要素进一步聚集，地区发展比较优势变化，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需要进一步降低。目前人工成本问题导致的一些产业逐步外迁，其实就是反映了增强要素流动的改革需求。
其三，中低端传统产业转移，过去东亚地区的经验，主要基于雁型战略，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分工，建立产业的区域纵深。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在腾笼换鸟的同时，一些传统产业在国内的转移布局还不够深入。目前产业转移主要是企业自己寻找投资机会，地区间也存在竞争，但是中西部地区过度竞争，导致产业分布过于破碎，尚未形成东部的产业聚集效应。要保持目前已经形成的传统产业聚集优势，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可以看出，在全球制造业大调整的时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的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的优势依然存在，但在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问题、产业布局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等都存在挑战，而在高端领域也因为扩大开放与产业竞争加剧而承受压力。目前，在改善营商环境、要素与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同时，应该将更多投资用在人力资本领域。长期来看，我们需要在教育制度上充分改革，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意愿，推动这项基础性并涉及长远发展的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信息来源：21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