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今年中国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比较突出，平衡确实非常困难。这是因为2019年中国计划减税降费数额近2万亿元，同时赤字率提升到2.8%，比去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财政收支所面临的挑战是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必须要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因素。长期以经济增长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虽然有效的提高了基础设施水平，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但一定程度上推高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拉抬了制造业成本。当前需要从财政结构上做出调整。
此外，发展导向模式的分配过程中，政府以及资本与劳动所得之间并不平衡，限制了通胀条件下的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导致了消费能力不足与相对产能过剩的困境。在经济结构中表现为脱实向虚，制造业面临成本上涨与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
因此，深化增值税改革成为今年减税降费的核心内容，尤其是针对制造业等企业现行16%的税率降到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到9%。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至16%。全年可以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中国已经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执行个税抵扣减免政策。以上政策可以为身处困境的企业减负，增加劳动者收入，扩大消费，避免进一步结构性失衡。
在减税降费的同时，财政政策还要承担两项重要任务。其中一项是稳就业，为此，今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中央基建投资规模为5776亿元，同比增加400亿元，重点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等。事实上，在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同时，也需要防范基建投资与货币政策形成新一轮传统刺激周期。目前基础设施投资除了增长导向外，还应有民生导向，特别是解决一些长期性的民生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另一项扩大开支的主要目标是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一些领域补短板，这些领域此前长期投入不足，需要持续的增加投入，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基础。今年，安排了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13万亿元，同比增长8.7%，重点增加对脱贫攻坚、“三农”、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其中，教育为财政第一大支出领域，占比约14.8%，高于2018年的14.6%，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237亿元同比增长26.6%。
财政政策调整本身就是重要的结构性调整，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也需要财政政策的调整。当前的难度就在于财政政策要承担降成本、补短板和稳增长三大责任，不仅这些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财政收支压力也较大。
所以我们也提出短期内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中央财政一般性支出要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的资金一律收回。地方财政要比照中央的做法，从严控制行政事业单位开支。 但是，这种临时性的减支做法必然会有限度，应该尽快落实一系列改革，为更多的减支腾出空间。
首先，会倒逼政府职能转换。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过度依赖财政支持的基建投资，这种做法不仅会扭曲资源配置与要素价格，还会导致经济结构性问题。因此，政府应该退出对市场的干预和干扰，回归为市场和民生服务的职能。
其次，倒逼财税制度改革，实现财税体制的现代化。过去财政支出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占比过高，忽略了财政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作用，产生结构性失衡。财政压力会迫使地方政府在“如何花钱”的时候更加慎重，预算支出需要更加透明和科学。这要求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其三，财政收支压力必然要以行政体制改革加以化解。中国行政成本过高，大量事业单位有市场化空间，行政机构和职能也有精简必要，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也应该调整，应该从大政府向“适中的政府”转变。
中国实施这一系列改革具有很强的迫切性，一般而言，现代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很小，而支出需求会越来越强烈。中央政府应该从一开始就要避免通过增加债务率的方式应付这种压力，从美国日本等国的历史看，很容易对债务形成惯性依赖。抓紧时间早改革，越早改革则改革成本越低！
（信息来源：21财经网）